年内75起高管变动 高管代任期限“无奈”刷新高

　　目前，有10家基金公司的高管仍处于代任状态，其中有7家触及高管代任90天的“违规红线”，更有甚者两家公司的总经理代任期限已超11个月

　　今年，基金行业人事频繁震荡，连基金公司高层也受到波及。《证券日报》基金新闻部发现，截至昨日，年内已经发生75起高管变动，而去年全年仅90起。随着一批批高管离职，行业里高管代任的现象越来越多，代任期限也不断创新高。

　　统计显示，目前有10家基金公司的高管仍处于代任状态，其中有6家涉及总经理职位。而高管代任期限最长已超过11个月，最短也接近2个月，共计有7家基金公司触及高管代任90天的“违规红线”。

　　业内人士认为，基金业高管频繁离职造成的行业高管人才短缺，是基金高管代任频繁出现，且代任期限越来越长的主要原因。

　　10家基金公司高管代任

　　最长期限超过11个月

　　《证券日报》基金新闻部根据证监会网站公布的信息统计显示，今年以来，共有75起基金公司高管变动，其中，高管离职后出现代任现象的共11起。截至目前，这11家高管存在代任的基金公司中，仅银河基金、东海基金和金鹰基金3家公布了离任高管的继任者，即高管代任状态结束，其余8家仍处于代任状态中。

　　上述8家公司中，高管代任时间最长的是大成基金。今年1月23日，大成基金原总经理王颢离职，由公司董事长张树忠代行总经理之职，截至今日，还差5天，代任期限就满7个月。而代任时间最短的是国开泰富基金，今年6月26日，国开泰富基金原董事长黎维彬离任，由公司总经理王翀代行董事长之职，至今也快满2个月。

　　从被代任的高管职务上看，总经理“空缺”的最厉害。8个被代任的高管职务中，有4个都是总经理，同时董事长和督察长分别有3个和1个。除大成基金外，农银汇理基金、平安大华基金和纽银梅隆西部基金的总经理也均处于代任状态。具体看来，农银汇理基金原总经理许红波今年3月3日离职，由公司副总经理施卫代任；平安大华基金原总经理李克难今年3月19日离职，由公司副总经理罗春风代任；纽银梅隆西部基金原总经理陈喆今年5月20日离职，由公司董事长安保和代任。此外，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和建信基金的董事长职位以及中海基金的督察长职位均处于代任状态。

　　值得注意的是，基金公司高管代任并不是今年才出现的现象，更有去年已经出现的代任至今尚未结束。资料显示，去年9月9日，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的总经理李雄厚离职，公司董事长吴显玲代任总经理，至今，该公司仍未公布新任总经理人选，吴显玲的代任期限已经超过11个月。去年9月13日，刚刚成立仅3个月的道富基金的总经理李雪松就因个人发展原因宣布离职。至今，道富基金的总经理职务仍由公司董事长桂松蕾代任，代任时间也已逾11个月。

　　综上，目前，有10家基金公司的高管处于代任状态，其中6家基金公司的总经理职位“空缺”。高管代任期限最短已接近2个月，最长则是11个月有余。

　　但是，这并不是基金公司高管代任期限的最长记录。去年1月22日，光大保德信基金原总经理傅德修因个人原因离职，公司董事长林昌代行总经理之职。直至今年3月13日，公司新总经理陶耿才宣布上任。即林昌“一肩挑两担”的时间长达1年多。此外，今年4月2日结束高管代任的泰信基金，其总经理葛航代任董事长的时间也接近10个月。

　　提前向监管层报备

　　90天“红线”有操作余地

　　关于高管代任期限，《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任职管理办法》中规定：“基金管理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或者督察长因故不能履行职务的……代为履行职务的时间不得超过90日。”而去年5月20日，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公布的中国证监会关于《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中，已经取消了“代为履行职务的时间不得超过90日”的规定。但由于征求意见稿不具备法律效力，所以原有的90天代任期限仍具有约束力。按此条例，10家目前高管处于代任状态的基金公司中，仅国开泰富基金、中海基金和纽银梅隆西部基金3家未触及“红线”。

　　不过北京一家大型基金公司的内部人士表示，受市场环境影响，基金公司甄选到适合的高管人选并不像想像中的那么容易。即使在确定人选后，也需要经过相关资格的考试等一系列流程，所以对基金公司来说90天的期限确实有些紧张。其实，监管层也对基金公司有内部的代行指导意见，不强制要求公司一定在90天内完成新任高管的任命，基金公司只要在限期内提前与地方监管局和证监会报备情况，一般证监会都会默许而适当放宽时限要求，只要公司提前与监管层做好沟通并得到许可，也就不算违规。

　　但是，也有业内人士认为，从对投资者负责任的角度讲，出现高管代任逾期现象，即使基金公司已经向证监会申请延期，也应该发布公告说明情况，让投资者及时了解事件进展。

　　高管离职潮涌现

　　人才短缺无奈出现代任现象

　　无论代任时间的长短，无论高管代任是否踩中“违规红线”，高管代任给基金公司带来的影响是无法忽视的，而高管代任频繁出现、代任期限越拖越长背后的原因更值得深思。

　　业内一位基金分析师表示，基金公司高管离职后的代任制度，可以暂时避免高管缺位的“空转”状态，也有助于降低高层人员之间相互争斗的摩擦成本。但这并不是长久之计，长期的管理职位空缺或长期的代任，不仅加大了代任高管的负担，也可能因为激励与约束难以执行而影响公司的长期良性发展。

　　“高管代任现象的增多和近几年高管离职率增加有关。一方面是基金行业业绩低迷、考核压力大、激励机制不完善、人才争夺加剧、股权斗争愈演愈烈，另一方面是私募和其他金融机构不断涉足公募业务，给出的待遇也越来越诱人，越来越多公募高管选择跳槽。而同时业内储备的高管人才并不多，人才缺口的显现，让代任成为不得不选择的过渡之举。而逾期代任现象也是业内高管人才的短缺的无奈之举”上述基金分析师表示。　■本报见习记者 唐 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