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大开发20年经济总量增长近12倍

　　西部大开发20年经济总量增长近12倍

　　新一轮重磅支持政策即将落地

　　本报记者李果成都报道

　　2019年是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20周年，而《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下简称《指导意见》)有望在近期对外公布。

　　这个被认为是西部大开发“3.0”版本的《指导意见》，将成为今后一个时期指导西部12省(市、区)发展的纲领性文件。

　　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陈耀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与过去20年所不同的是，西部地区不再是“打基础”的阶段，而是逐步减少国家和东部沿海地区的帮助，培育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以及把握“一带一路”机遇，提升对外开放度将是关键之举，即“大开放与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新一轮政策即将出台

　　从时间节点看，随着2019年进入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第20年，如何在下一阶段更高质量地推动西部经济发展，成为各方关注的重点。

　　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制定西部开发开放新的政策措施。这被外界解读为，西部大开发在走过20年后，即将迎来3.0版本的开放开发措施。

　　3月19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兼新闻发言人袁达曾称，目前发改委正在对上述《指导意见》作进一步修改完善，按程序报批后印发。

　　袁达称，下一阶段西部重点是把握好“大保护”“大开放”“高质量”这三个关键词。其中，大开放，即发挥共建“一带一路”的引领带动作用，加快建设内外通道和区域性枢纽，完善基础设施网络，提高对外开放和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而“高质量”指注重推动高质量发展，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支持西部地区加强科技创新，拓展发展新空间，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促进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

　　对此，陈耀表示，西部大开发的20年时间内，第一个十年主要打基础，这一阶段国家和其他地区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帮助西部地区发展；第二阶段，则为增强自我发展的能力，重点是在西部地区内部培育增长动力，“因此这一阶段从国家层面讲，不再是大规模的财政投入”。

　　陈耀认为，在西部大开发的第三个十年，重点仍将着力于内生动力的培育与发展上，“此外，还将出现的一个新话题，是西部作为中国内陆腹地如何通过开放来促进发展，并成为中国向西向南的开放前沿。”

　　陈耀表示，目前西部开发的一个政策环境是“一带一路”，其中包括以中欧班列、陆海新通道为代表的两条多式联运通道。“对外开放对西部带来什么？是过去不能发展的领域，都成为可能；如过去加工贸易主要在沿海地区，而现在西部很多中心城市、口岸城市都利用加工贸易发展外向型经济。”

　　而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员盛毅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从西部大开发过去二十年的发展来看，各个阶段的发展重心并不相同。

　　“第一个十年的西部大开发，主要是进行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的建设；第二个十年，主要突出重点地区的发展，如国家先后批复了三个经济区，即成渝、关中天水、北部湾，希望从点到面推动西部地区的发展。同时也加大了对一些重点产业的扶持，比如西部的特色产业，电子信息、汽车等，这使得西部地区在第二个十年中发展得更快一些。”

　　西部经济二十年间增长迅速

　　而西部地区在过去二十年中，经济发展的质量究竟如何？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根据国家统计局、地方统计局的历年数据进行了梳理与分析。

　　从经济规模总量来看，12个省(市、自治区)的经济总量，从2009年的1.58万亿，增长到2018年的18.4万亿，即西部大开发的20年间，西部12省(市、自治区)的经济总量增长了11.6倍。尤其是在2013年到2018年间，西部地区生产总值从12.7万亿元增加到18.4万亿元，占全国比重从19.8%提高到20.6%，主要经济指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分地区来看，1999年，西部经济总量最高的四川省，其GDP仅3649.12亿元，而2018年已经突破4万亿。此外，2018年，西部地区经济总量突破两万亿的还有陕西、重庆和广西三地。其余地区的经济总量亦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增长，云南、内蒙古、贵州、新疆四地突破了1万亿，而经济体量最小的西藏，其经济总量亦从1999年的105.98亿元，提高到2018年的1477.63亿元。

　　西部地区的进出口亦获得发展。从外贸占比看，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1999年，西部12省(市、自治区)的外贸总额(经营单位所在地进出口总额)占东部11省份的比重为4.1%，而到了2017年，这一占比增长到8.9%。

　　铁路营运里程由1999年的2.6万公里增长到2017年5.4万公里，年复合增长率5.2%，高于同期全国增速3.7%。公路营运里程从1999年53.27

　　万公里增长到 2017年的194.43万公里，年复合增速7.7%，高于全国同期的6.3%。近10年民航新通航城市中，西部城市占比53.4%。

　　在西部大开发的前20年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速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西部与其它地区的差距逐渐缩小。但近几年来西部地区的 GDP

　　占比趋于稳定，甚至在部分年份有所下降，因此加大对西部地区的投资与政策支持十分必要。东北证券宏观分析师沈新凤表示。

　　四川省决咨委委员骆玲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当下宏观经济拉动因素已经由过去的投资拉动变为高质量发展。因此在下一个十年，西部应围绕如何释放西部地区内生经济的发展动力展开，即增强西部经济的造血能力。

　　盛毅建议，新一轮西部大开发阶段，重要的任务是建设现代化的经济体系，“除了要加大产业发展力度，还要进一步发挥西部地区科创资源的优势，在西部地区形成具备自主创新能力的新兴产业，提高制造业的技术水平和推动传统产业的绿色发展。”

　　未来应补齐“西北短板”

　　而在经济发展的区域动力方面，盘古智库理事长易鹏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成渝城市群将成为西部大开发下一阶段西部经济的“主引擎”，“可以说成渝城市群发展质量的高低，将决定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的高低”。

　　而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获知的是，最近一段时间，四川省和重庆市有关部门密集对接，召开了多个有关成渝城市群发展战略的研究专题会。同时，国家发改委有关部门也在对成渝城市群发展展开相关调研，有消息指出，成渝城市群或在下一阶段有更新的发展政策出台。

　　而除成渝城市群外，陕西省城市经济文化研究会会长张宝通建议，要重视包括关中平原城市群、兰西城市群、天山北坡城市群在内的西北地区的发展。

　　“这是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短板，只有进一步重视西北地区，整个西部地区才有可能全面的发展。”张宝通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

　　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统计发现，以2017年数据为例，西北五省(区)的经济总量为4.63万亿，而西南五省(区)的经济总量达到8.76万亿，这表明，即使是在西部地区内部，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性依然非常明显。

　　对此，张宝通建议，西北五省(区)应该形成合力，以“一带一路”为核心向国家申请建设“国家级区域战略”。

　　进一步讲，张宝通认为，现在东部和南方有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长江经济带四大国家区域战略，而西部和北方内陆至今没有一个国家重点区域战略。“而亚欧大陆桥是贯穿我国北方东、中、西部的大通道，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内段的主要依托。把以陕西、新疆等地区为核心的亚欧大陆桥经济带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不但可以缩小东西部、南北方的发展差距，消除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矛盾，而且可以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

　　西部期待更多的“自贸区”

　　而面对西部大开发的下一个十年，地区发展的方式是否也将出现新的变化？对此，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以近年西部经济增速最快的两省：贵州和云南为样本，进行了采访和分析。

　　贵州大学西部研究中心主任洪名勇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下一阶段，西部开放开发的重点将在经济建设方面。

　　就贵州的情况而言，2000年以来，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深入实施，贵州经济保持较快发展，2000年突破千亿元，达到1029.92亿元，2010年达到4602亿元。“十二五”以来，贵州经济总量稳步攀升，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全省地区生产总值2015年首次突破万亿元，达到1.05万亿元后，2018年进一步提高到14806.45亿元，且其经济增长速度长期高于全国、高于西部。

　　洪名勇认为，从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来看，贵州省需要在三个方面着力。第一是在农业方面，贵州要走生态绿色有机特色农业的道路，并推动农业和特色农产品加工深度融合，以此推动农业的升级。

　　在工业方面，贵州应该“走别于其他省的工业化道路”。进一步讲，洪名勇认为，贵州作为资源大省，矿产资源丰富，下一步的重点是摆脱简单开采和初加工的模式，推动重工业的提质升级。

　　第三方面为旅游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的发展，“贵州省旅游资源在西部大开发的20年内获得了全方面的开发，但下一步的工作重点，应该围绕对旅游资源的配套体系建设来展开，其中，包括对基础设施的建设的进一步完善，如贵州省的高速公路仍需要加密建设，虽然贵州县县通高速，但尚处于分散状态，尚未形成便利的高速路网。”

　　洪名勇认为，贵州的短板之一，是科技创新能力不够，如何提高科技创新的能力，尤其是以贵州大学等高校为支撑，吸引以人才为核心的科技创新能力进步，是贵州在西部大开发新的十年是否能持续保持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关键。

　　洪名勇认为，贵州的发展过程中，还缺一个推动经济发展的“火车头”，“作为国家级新区的贵安新区还未充分发挥作用，而作为贵州省未来经济竞争力核心的大数据，是投资周期较长的产业，短期无法成为增长极。”

　　而从全国的情况看，贵州省依然需要扩大对外开放，但与周边其他西部地区相比较，贵州尚未有“自贸区”，因此洪名勇建议在国家的第四批自贸区中，能够将贵州纳入。

　　云南省社科院研究员陈铁军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尽管云南省在最近几个季度的经济增速提升较快，居全国前列，但云南省经济在西部大开发的下一个十年，还能不能可持续，关键还在开放。

　　“长期以来，云南省经济发展的动力是靠国内产业的转移，以及省内的资源型产业为主，而新一轮的西部大开发背景下，云南省应该找到新的发展方式。”陈铁军表示，“如能不能学习海南建设国际旅游岛的经验，推出到云南旅游的签证便利化措施，以推动云南省旅游资源的进一步国际化。”

　　另一方面，陈铁军认为，随着以广西为节点的“南向通道”形成，云南省过去希望成为南向开放“桥头堡”的定位或将受到较大的挑战，因此云南省在下一轮的西部开放中，不应该继续聚焦于“通道经济”，而应该在服务型消费方面发力。“目前国内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是消费，而消费很大一部分是服务型消费，包括旅游、大健康等，我希望云南省能抓住机遇，在发展消费方面，尤其是服务型消费方面做大做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