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操作！大数据时代的办案效率这样来提高

    数化万物，智在融合。一大批提升政府治理能力、改善民生服务、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大数据应用，正在贵阳落地生根。经广泛征集、初步筛选、网络评审和专家评审，2018“中国数谷”大数据应用场景TOP100已于今年数博会期间公布。

　　“瑞普政法”用大数据助力公检法互联 用一把尺子办案

　　公安部门侦查审讯，审讯结果上传平台，检察院通过平台查看证据并提起公诉，法院根据平台证据开始审判，公检法三方互联，使用同一平台办案，这样的办案流程在以往的刑事办案流程中并不多见。这个办案平台来自于贵州瑞普科技有限公司的智能化项目——

瑞普政法大数据办案平台。

　　该平台利用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技术，连通公安、检察院、法院三方的证据标准和数据，打破公检法三方信息壁垒，让公检法三方形成统一的证据标准办案，以提高办案效率、防范冤假错案的发生。

　　从“以侦查为中心”到“以审判为中心”

　　长久以来，我国一直遵循“以侦查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实践，这样的刑事诉讼制度存在不少问题。

　　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院长卞建林曾指出我国“以侦查为中心”刑事诉讼制度背后的问题：

庭审过分依赖侦查卷宗笔录等书面材料，庭审流于形式，既不利于有效追究犯罪，也容易导致冤假错案的发生。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李奋飞则表示，在过去以“侦查为中心”的刑事诉讼程序中，起诉、审判处于“下游”，通常只能承接侦查结论，很难作出颠覆性改变。

　　贵州瑞普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杨斌则举例，“比如在一个杀人案中，审判环节要求必须和当事人做DNA指纹鉴定的证据，而有些公安可能就没有搜集这样的证据，那这样的情况就可能导致很多案件到了法官手里又被打回来。”

　　在杨斌看来，由于现行刑事诉讼体系内以侦查为中心且公检法三家体系相互独立，工作方式方法、办案经验、对案件理解程度不一样，不仅容易导致冤假错案的发生，还易造成公检法三方时间、资源和精力上的浪费。

　　认识到“以侦查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症结，2014年10月20日至23日，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强调通过强化法庭审判环节，树立审判在整个刑事诉讼程序中的核心地位，有效防范冤假错案的产生。

　　而“大数据、人工智能新时代，把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司法体制改革结合起来，改变传统的思想观念和工作方式，给司法工作注入前所未有的创造力......发挥人工智能在数据采集、整理、分析、综合方面的优势，帮助司法人员依法、全面、规范收集和审查证据，统一司法尺度，保障司法公正”就成为司法体制改革的一部分，2017年7月10日，在全国司法体制改革推进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曾这样强调大数据、人工智能跟司法工作结合的重要性。

　　在司法体制改革的背景下，贵州作为全国司法体制改革的两大试点之一，先行先试，推出了政法大数据办案平台，而贵州瑞普科技有限公司正是此次政法大数据办案平台的承建方。

　　标准前置 瑞普政法助力公检法一把尺子办案

　　具体说来，瑞普政法大数据办案平台主要通过这样的步骤助力公检法三方统一标准办案：犯罪嫌疑人走进智能化执法办案监督管理中心，办案人员在此集中完成侦查审讯、证据固定、报捕起诉等所有办案活动，之后公安部门将侦查审讯结果上传到大数据办案平台并提交给检察院，检察院通过平台审查证据后向法院提起公诉，法院根据检察院提交的公诉内容进行庭审。 [page]分页标题[/page]

　　据杨斌介绍，由于使用同一系统办案，公检法三方的信息壁垒不仅打通了，还可以做到案件的全程留痕，过程追溯。此外，瑞普政法大数据办案平台系统还设置了一套证据指引模型，对不同类型的案件提出详细的证据要求，针对性地进行证据收集和判断。据了解，瑞普政法大数据办案平台目前已列入盗窃、抢劫、贩毒、诈骗、伤害、命案六类案件的证据指引。

　　“通过这种法院把标准前置给公安的形式，公安就会重新梳理自己的办案经验和办案方式。”杨斌介绍道，“这样还有个好处是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把关之后，解决了人力的问题，现在只要通过电脑来核查就可以看到相关案件的情况，大大减少了人力成本。”

　　据了解，瑞普政法大数据办案平台自2016年试运行以来，目前已实现因证据不足退回补充侦查率为2.3%（同比下降25.7%）、因证据不足不批准逮捕率同比下降28.8%、服判率92.5%（同比上升8.6%）、因证据不足作出无罪判决的案件“零发生”、办案时限缩短近30%的效果并在贵阳、四川、广州等地落地。

　　改革并非易事 坚定不移向前

　　“但是，构建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并非易事，牵涉到理顺制度背景、改变司法观念、革新程序构造等一系列问题。”中国诉讼法学研究会副会长、西南政法大学前副校长徐静村曾这样描述司法体制改革中遇到的难题。

　　同样有此感受的还有杨斌，在实际推进的过程中，杨斌感受到的阻力主要来自于两点：

一是协调难度大，二是业务复杂、投入巨大。

　　“因为这整个过程面对的是政法委、公安、检察院、法院，角色非常多，协调的难度比较大；二来呢，各个省、各个单位对各块业务的理解、梳理、认知，方向性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在业务研究、业务投入上非常大。”杨斌以贵州举例，贵州的刑事犯罪以“两抢一盗”为主，而上海的经济案件则比较多，这就造成了不同省的公安部门对案件的理解方向和思路不一样。但同时，杨斌也明白，改革中，阵痛在所难免。

　　而针对这些阻力，杨斌的解决办法是：一是和政法学校的专家探讨业务，深入业务理解，融入业务体系；二是加大投入。

　　“因为这是个趋势，很多领导对这个大局还是看的很准，所以我们也很坚定。”据杨斌透露，为了深入推广大数据办案平台系统，以大数据办案的样本辐射全国，瑞普政法还借助上海在司法体制改革的环境优势成立了上海子公司，专注于业务理解和推广。

　　未来，凭借8年来司法刑事业务经验的优势，杨斌还将带领团队继续完善和优化瑞普政法大数据办案平台，助力国家司法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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