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药神》：原研药的“血”，仿制药的“泪”

　　《我不是药神》截然已火遍了药圈。

　　其实故事很简单，徐峥扮演的男主角程勇，一个犯着“穷病”的中年离异男，处于父病妻离且要带走儿子的漩涡中。一天，一位患有白血病的不速之客意外到访，打破了他的平凡人生，他从一个交不起房租、倒卖卖印度神油的商贩，一跃成为印度仿制药“格列宁”的独家代理商。收获巨额利润的他，生活剧烈变化，被病患们冠以“药神”的称号……

　　智通财经APP发现，此电影并非纯粹虚构，而是有活生生的“案例”。

　　2014年，有“中国代购抗癌仿制药第一人”之称的陆勇，由于帮助白血病病友从印度规模性地购入靶向药物”格列卫”的便宜仿制药而被起诉“销售假药罪”，后在北京被逮捕。但因上千名病友集体写信请求对陆勇从轻处罚，最后以公检部门撤销起诉，陆勇被释放结束。

　　“法里容情”，虽令人动容，但也透露出巨大的心酸，尤其是那些吃不起原研药的“癌症病人”。那究竟什么是原研药，什么是仿制药?为什么海外代购抗癌仿制药是违法?还是让我们先从历史读起。

　　原研药研发艰难，成本投入巨大

　　所谓原研药是指制药公司花费大量科研经费研发生产的专利药品，世界各大制药厂像瑞士诺华、德国拜尔、美国辉瑞等公司研制一种特效药的投入都达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美元。

　　投入为何如此之大?这主要是其研发的复杂性决定的，毕竟是跟“生命”在博弈。

　　比如首先需确定疾病靶标。不少疾病通常是因细胞内或细胞表面的某一蛋白的功能异常导致的，通过药物阻断或者增强该蛋白的活性达到治病的目的，研发新药首先必须明确关键蛋白，判定药物研发的疾病靶标。

　　紧接着做活性筛选。接着制造靶蛋白，筛选靶蛋白生物活性，只有0.1%显示部分活性符合需要，建立靶蛋白科研模型，选择对靶蛋白有反应性的活性化合物进一步研究，确定活性稳定并能改造的中标化合物为先导结构。

　　在进行优化。好的药品，不仅要吸收好疗效好，还要避免不良反应，再经过长达三年反复地试验将先前初筛的先导结构改造为符合科研要求的优化分子结构物。

　　最后还得做报告临床前先导结构的特性。这些优化的先导结构还要在动物身上中进行各种毒性等试验，符合国家有关法规的，才能进入临床试验。经过5-7年的临床观察，才能最后确定其对疾病治疗的疗效。

　　每一步都是非常“烧钱”的，且并投入并不一定意味着成功。智通财经APP通过梳理发现，2016年，罗氏的研发投入继续傲视全球，约114亿美元，其中约101.7亿美元用于在制药研发领域，其余用于诊断开发;默克投入了101亿美元;诺华约89亿美元;辉瑞、强生、阿斯利康紧随其后。

　　钱投入的多可并不意味一定能取得回报。据智通财经APP统计，2016年，包括礼来、百时美施贵宝、百健等在内的企业均遭遇了在研产品失败挫折，换句话说，几百亿美金全打了水漂，场面一度无比悲壮。

　　而在2017年，全球的药企研发投入仍在追加，可失败的噩耗依旧不绝入耳。近日，Endpoints便公布了2017下半年几个遭受重大挫折的研发管线、以及产品：[page]分页标题[/page]

　　●阿斯利康。2017年7月，阿斯利康被迫承认，在一项针对非小细胞肺癌(NSCLC)的组合疗法Mystic(的关键临床试验中，无进展生存期(PFS)无明显改善，这给它们的下半年开了一个很不好的头。Mystic被视为能够与Merck 的Keytruda和BMS的Opdivo一争高下的免疫疗法，它的失败让公司股票暴跌了12%。

　　●新基。当时，该公司以7.1亿美元获得反义RNA药物Mongersen的开发权，但是在2017年10月该药物在III期临床上失败。这被认为是一个警示性的例子：在对药物相关信息掌握并不充分的情况下就做出投资决定。

　　●默沙东。Anacetrapib这款CETP抑制剂在经过30000人的大型试验后达到了临床终点，但是随后的评估发现其心脏风险提高了9%。经过慎重考虑，默沙东艰难的做出这一决定，令数年研究和数亿美元投资付诸东流。

　　●Acorda。2017年11月Acorda公司承认帕金森药物Tozadenant在临床中存在风险，暂停了相关的III期研究。而去年早些时候，其特许药物Ampyra的关键专利也可能会被剥离。

　　事实上，除被公布出来的“失败者”外，还有许许多多一流药企也同样在吞“研发失败”苦酒。

　　花费数百万美元，拿到的成果肯定价格不菲。拿抗癌药专利药物为例，进口抗癌药在到达患者手里之前，需要缴纳各种税费，如关税(4-6%)、增值税，以及流通环节的加价，这还不包括成本、专利等产生的费用，若加起来，一盒药便能上千、过万(经过医保报销之后，肿瘤患者接受诊断、治疗的平均总自付金额约14万元，若是接受靶向治疗，平均总花费约为22万元)，并非谁都用的起。

　　仿制药，印度因“强仿”政策成全球大佬

　　经济困难之下，仿制药开始登上历史舞台。顾名思义，就是与市场上的著名药品在质量、效力和适应症上基本相同的仿制品，好比“山寨”品。但仿制药比起专利药最大的优势就是价格，因为不需要花费巨额费用做前期研发，所以仿制药的平均价格只有专利药价格的10-15%，这对那些癌症家庭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

　　而论仿制药，印度便是一个神奇的过国。其仿制药厂可直接绕过研发阶段，在原研药新药上市3个月内就能制成仿制品，生产成本大大降低。印度政府对仿制药是“强制许可”，理由是这些药大多是救命药，难道要让穷人因药太贵买不起而等死吗?

　　但要说到仿制药，也并非是印度人想出来的。1984年，美国国会为了节省医疗保险开支，通过《药品价格竞争和专利期补偿法案》，正式开启仿制药时代。此后，仿制药迅速得到各国政府广泛支持，在世界范围内已经形成一个巨大的市场。

　　而面对千疮百孔的全民免费医疗体系，1972年，在英迪拉·甘地主导的国有化浪潮推动下，印度政府大量兼并在印制药公司，并且推出新版专利法。该法律不再授予药品以产品专利，仅对生产过程授予方法专利，同时大大缩短了专利的有效时间。与此同时，印度政府推行药品价格管制，使得印度绝大多数药品的零售价格受到约束。

　　1995年，印度成为WOT成员国并且签署《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 。作为发展中国家，印度执行TRIPS具有10年的过渡期，为了与TRIPS接轨，印度多次修订专利法，由此前只承认方法专利发展为既承认方法专利又承认化合物专利。[page]分页标题[/page]

　　2004年12月26日，印度在TRIPS执行前夕颁布最新修订的《专利法》，规定自2005年1月1日起受理药品的专利申请。

　　但事实上，也只是“说说而已”。随后印度政府在WTO框架下又开发出一套新逻辑，支持“强仿”，允许强制许可制度下的仿制药可以出口到无相关生产能力的地区和国家。

　　以2007年的Bayer为例，其拿到向印度出口治疗晚期肾细胞癌用药Nexavar的许可，在2008年获得印度专利后，以每盒售价约28万卢比向印度人民出售，但这一价格远远超出了印度患者的承受能力。4年后，印度专利局允许自己国家的第一制药厂Natco仿制，仅给Bayer销售额6%的特许权使用费。

　　强制许可生效之后，Nexavar的价格从每盒28万卢比迅速降至8800卢比。这也成为印度首个被“强仿”的案例。此后，此类事件层出不穷。

　　也正因如此，越来越多的穷苦百姓，甚至欧美等国的普通民众大量前往印度接受医疗服务，进而催生了印度神奇的旅游医疗市场。其中，《我不是药神》的原形人物陆勇便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易瑞沙、多吉美也一度因超便宜的价格，成为世界神药。

　　而截止目前，印度生产了全球20%的仿制药，并使制药业成为印度经济的支柱之一。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20年，约有价值2590亿美元的药品将面临专利到期，而印度仿制药发展迅速，占全球仿制药市场的1/5，药品出口总额已达到130亿美元，成为美国仿制药进口的主要来源。

　　海外代购抗癌药的确构成违法

　　印度的抗癌专利药虽然价格便宜，但根据我国《药品管理法》规定，未经批准进口、销售的药品，均以假药论处，不论药品在境外的真假如何。

　　简单理解，即从质量上无论是是否真实，但只要未取得进口批准，均以加药处理。所以，为他人代购或自行销售是极有可能构成犯罪。

　　当然，国务院虽已发文取消互联网药品交易服务企业(第三方平台除外)审批，但在网络上销售药品，必须具备相关资质，必须有连锁线下门店，销售的药品必须有批准文号等。如果不具备相关资质，网络上(包括微信)都是不允许售卖药品的。

　　并且，智通财经APP还从海关法定条文中看到，境外代购药品属于进口行为，受到相关法律法规的严格监管，进口药品必须取得国家药监局核发的《进口药品注册证》，并经国家药监局授权的口岸药品检验所检验合格，凭药监部门出具的《进口药品通关单》通过海关。

　　当时，随着大量专利药专利到期，国内的仿制药企们加紧对这块的投入，以及抗癌药降关税等政策(进口抗癌药去关税，不妨碍我满仓医药股)、国家药品谈判等，或对相关病患来说算是“不幸中的万幸”。(田宇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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