滴滴出行不值得同情，我们的愤怒价值何在？

　　我们享受新产品和服务的便利，但也并不意味着，就需要以包容或同情的态度，让城市与社会为公司容错。

　　空姐搭乘滴滴顺风车被杀害一事，于5月10日开始全面引发舆论讨论。这件事的矛盾之处在于，从法律角度去厘清事实之后，人们突然不知道该去怪谁。

　　一开始，很多人混淆了“网约车”与“顺风车”的概念。滴滴出行的前身“嘀嘀打车”服务始于2012年6月，但直到2016年11月，交通运输部等7部委颁发的《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才正式施行。此后，各地陆续通过《网络预约出租车经营服务管理细则》，滴滴出行也需要一一通过各个城市的认定，获取市场准入资格。在这些规定中，对网络预约出租车（网约车）的平台、出租车、驾驶员都提出了资质要求，并且对安全与隐私管理有细则约束。

　　一旦涉及“顺风车”，事情就变得复杂起来。不仅是中国，很多国家对“顺风车”的底线及规定只是划在“是否盈利”上。因为不涉及盈利问题，国务院办公厅在2016年7月发布的“关于深化改革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给出了一个相对宽泛的建议：私人小客车合乘（顺风车）有利于缓解交通拥堵和减少空气污染，城市人民政府应鼓励并规范其发展，制定相应规定，明确合乘服务提供者、合乘者及合乘信息服务平台等三方的权利和义务。

　　而此次事件的发生地，郑州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在2016年11月出台了《郑州市规范私人小客车合乘出行的意见（征求意见稿）》，里面涉及的规定也仅限于此点：顺风车禁止以营利为目的，顺风车提供者每日提供合乘不得超过4次，相关安全责任事故由合乘各方依法、依约各自承担。

　　这就产生了几个问题：如何判断滴滴顺风车提供的价格是否仅覆盖成本？顺风车司机每日提供顺风车服务次数是否有提示？针对应承担的安全责任事故责任，是否明确并突出告知并提示了司机与乘客？相关责任归属与赔偿制度，是否有以及如何明确规定？经此事件，司机资质是自证还是有明确第三方标准？司机资质如何突出明示、而非混在几乎没有人阅读的用户协议里？

　　滴滴出行应该正面回答以上问题，而非让网友们截屏自主求证，或者悬赏凶犯——那是警察的工作，不是滴滴出行的公司职责。如果滴滴没有做到自身的公司职责，这波舆论的最大作用，也应该是让滴滴之后能够在各地法律框架下明确合约并履行义务。

滴滴官微发博悬赏凶犯。

同样是共享经济，Airbnb也经历过类似的质疑。

　　在2013年年底发生Airbnb住客一氧化碳中毒死亡事件后（Zak称，Aribnb为此向受害者家属赔偿了200万美元，但Airbnb拒绝对此做出评价），2014年，Airbnb开始提供免费的一氧化碳探测器给房东。2015年1月开始，Airbnb通过设置100万美元的房东保障险，“为住宿期间在房源内或者Airbnb房产范围内发生的事故提供100万美元的赔偿”，这意味着被房屋保险公司拒绝赔偿的房屋损毁将有可能由Airbnb买单。

　　Airbnb的新闻发言人在一封邮件中回答《赫芬顿邮报》对此事的质疑：他们对该事件感到“震惊与心碎”，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比安全更重要。他们还表示，Airbnb会遵循当地法律法规——包括任何适用的安全需求。他们已经要求房东们为房客提供安全证明，并且他们在为平台上的每个人提供有帮助的信息。

　　但《赫芬顿邮报》评论说，这位发言人没有明确说清楚Airbnb平台是否要求房东们提供什么证明或者检验，或者说——房客们能够拥有的唯一保护，就是房东们自己报告的安全问题或预防措施。

　　此事伴随着包括《纽约时报》在内的质疑曾一度发酵，但最终随着时间的流逝无人追问。因为在当时的法律框架内，这件事也没有详细的判例或法规可以判断Airbnb是否该负责任。事件发生3天后，Zak Stone发布Twitter称，Airbnb已发布《社区合约》，承诺每年披露包括安全信息在内的房屋共享行为报告。他自己最终与房东的保险公司达成和解。

　　你可以看到舆论即便来势汹汹，最终又可能变得有多无力。我们不知道在滴滴出行这轮舆论质疑热潮过后，人们仅仅发泄了对私有制公司或平日各类用车难题的愤怒，还是真正解决了顺风车安全与隐私上的大把漏洞。

　　共享经济在各国都处于摸索阶段，法律的边界亟待判定，但不应该让人们等待太久。与此同时，在发生争议或安全事件、又没有足够大的力量约束公司时，舆论更多起到的是“如何妥善处理此事”，以及“如何确保这件事不再发生”的监督作用。我们不断会面临新的产品与服务，它们也将探索我们未曾接触过的各种新领域，我们享受便利，但也并不意味着，就需要以包容或同情的态度，让城市与社会为公司容错。在监督下，最有利的力量仍然是政策，既不让责任人逃脱主要责任，同时通过经济惩戒或法律保障的手段，让提供产品与服务的平台、公司，既有警示，也有动机，去严格履行各类资质审查、验证与公示义务。

　　这才是我们每次愤怒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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