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兴事件之后的反思：为什么中国的VC 没有往芯片方面去投资

　　济美

　　2018年投中集团上海年会上，投中集团管理合伙人马峻向PE/VC界大咖们抛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的VC没有往芯片方面去投资？

　　这是八天前美国制裁中兴事件以来，中国投资界对芯片、半导体行业遭遇的突如其来的变化，向投资业界人士是否应当对科技创新承担必要的责任，发出的第一问。

　　时间点很是凑巧。摩拜、美团等商业模式创新的公司，刚刚以令人咂舌的估值转让股权，而中兴被制裁事件，让舆论对于投资界，尤其是创投界过于追逐商业模式创新，冷落技术创新提出了质疑和批评。创投大咖们的话语语境中，扶持商业模式创新，几乎成了扶持技术创新的对立面。

　　2018年投中集团上海年会上，至少有一半的演讲和讨论嘉宾提到了“芯片”和中兴事件，无论芯片和半导体会不会成为PE/VC界真正的投资风口，至少它让创投界回到20年前去复盘当年投资或不投资半导体的投资决策，以及反思创投界对于技术创新的孵化和扶持的责任意义。

　　芯片投资热

　　有意思的是，2017年投中集团年会的热词“共享经济”，已经“下架”，到了今年，前来参加的创投界大咖们，纷纷对“共享”二字避之不及。

　　今年年会最热话题当数“芯片”。创业圈关于风口最新的段子说，中兴事件后，创业者们纷纷将商业计划书的关键字，由“区块链”改成了“芯片”，其他内容则原封不动。段子调侃的是创业者们追逐风口的变化之快。

　　深圳市恒泰华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郝丹透露的信息也印证仅仅几天，投资市场已经出现了“芯片热”：恒泰华盛前两天参加一个半导体项目的竞拍，发现一个还不错的半导体项目，瞬间溢价1～2倍。“这个市场（半导体）已经变成了僧多粥少的市场，短期来看，这个（热点）会继续持续”。

　　不少投资界人士认为，这是对过往过度追逐模式创新的“一种纠偏”。达晨财智总裁肖冰就认为，过去几年，大量的钱投向了很窄的赛道——商业模式创新里面。因为创投行业总是短视地希望投资迅速见效，“巴不得几个月催肥一个企业，一两年的时间就上市”。而大量科技创新类企业嗷嗷待哺，“（科技创新类企业）需要我们，而且是我们大显身手的时候，我们的机构却忽视了（对它们）的投资，这正是我们需要反思的地方”，肖冰说。

　　一个被普遍拿来举例的就是共享单车，不少PE／VC大咖反思，共享单车、团购等模式创新消耗了创投行业大量的资金，以及社会资源，“现在反思正及时。”

　　启明创投是摩拜单车C轮和D轮的投资者，大咖们所提及的“反思”，启明创投主管合伙人甘剑平并未“接招”。作为股东和投资人，甘剑平试图从资本回报的角度澄清对舆论狂潮下的摩拜单车“误读”：“摩拜是一个（投资）成功的案例，它给我们的IRR（内部收益率）有百分之几十，作为股东，我要为摩拜的管理团队点赞，感谢他们在很短的时间内给予我们很好的回报。”

　　芯片行业投入回报比太低？

　　马峻的芯片投资问，引来了大咖们从投资历史、中国半导体业现状来解释为什么PE/VC不投芯片业。

　　半导体专业出身的凯旋创投执行合伙人周志雄指出，2000年左右，半导体在美国的投资界眼中还算一个不错的行业，到了2010年，美国的VC界已经不投半导体产业了。这是因为芯片的应用层面都在中国和韩国，美国的资本市场已经不支持芯片行业了。就中国投资界而言，中国的资本市场需要的是“profit”，所以中国也冷落了基础性的芯片企业。

　　原IDG资本合伙人、火山石资本创始人章苏阳认为，这种冷落是正常的，以中兴事件来从道德上谴责PE/VC行业，缺乏合理性。历史地看，20年前，中国的VC行业刚刚起步，“1亿美元的基金就是大资金，芯片行业投资大，资金集中度要求高”，所以今天看到的芯片企业VC埋伏得不多。

　　同时，芯片行业产生的是平均利润，不产业垄断利润，投资其他行业比芯片更容易产生回报，章苏阳总结：“只要这个情况（投入产出率低，尤其是相对投入产业率低）依然存在，PE/VC投芯片企业的就一定少，（芯片技术的投资）一定是属于国家和政府大资金做的事。”[page]分页标题[/page]

　　“资本是逐利的，无可非议”，章苏阳替投资界辩解，并呼吁舆论理解PE/VC行业。

　　DaoCloud联合创始人陈齐彥则把以芯片为代表的基础产业上升到了“大国重器”的地位，他提到作为民营企业投资这类产业的非现实性：“像信息技术、电子化技术坦率讲都是重资产的投入，任何一个民营企业，甚至一个国企去投都要面临巨大的财务风险，更现实的情况是，也没有人才集聚的效应，所以（大国重器的）投入应该是一个国家意志。”

　　对于基础性研发的行业，即便国家主导发展和投入，路径也是有讲究的。前美国富达投资中国总裁杨晓冬以NASA（美国航空航天局）项目的例子来说明在技术研发这一块的“院校、NASA、企业”金三角的生态模式。“NASA会把项目给到学校，学校研究好了再应用到企业当中。整个生态是完美的，而高科技方面，美国政府是最大的采购商。”

　　杨晓冬不太同意将高科技产业投资的棒直接交给国家。他认为，国家要做的，是在税收、知识产业保护方面给创新者提供培育土壤：“真正把钱用在刀刃上，是国家通过基金给到VC，由VC去发现和投资给那些想改变世界和人类命运的人。”

　　未来技术革新的希望在中国

　　金沙江创投董事总经理朱啸虎的观点更着眼于未来，他相信，商业模式创新，使大家都能赚到钱，再回馈工业，从而回馈技术，即“贸工技”的老路，“这是一条比较现实的路径”。

　　“贸工技（外贸—流通环节）—工厂（生产环节）—技术研究（科研环节）”，是上世纪80、90年代，中国以后发优势赶超欧美发达国家的一种企业发展战略。即以流通领域，也就是贸易领域为推动，通过获取市场上的需求反馈信息，让工厂在生产环节中来调整产品，继而倒推技术部门的研发和革新。华为即是典型的以“贸工技”起家，后来转型高科技的一家公司。

　　光速中国创始合伙人韩彥在硅谷的体会佐证了朱啸虎乐观态度的合理性。他看到，滴滴、华为等企业取得创新优势之后，都会在硅谷待上一个月，干什么？面试，每天面试20多场。“所以我预见未来10至20年，会出现华人高科技人才大批回流中国的景象，未来技术革新的希望在中国。”韩彥的见闻，正暗合了朱啸虎先赚钱，再抢人，才能占领技术制高点的逻辑。

　　投模式创新，还是投技术创新，反映的是投资界对于短期回报和长期回报的不同看法。创东方董事长肖水龙更多的是给投资界打气，“投资商业模式创新的这波浪潮已经过去了。创投界人士有企业背景的很多，对技术不应该惧怕和恐惧。投资赚钱固然重要，但沉下心来坚守（价值观）更重要，因为坚守就能获得回报。”